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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50年 | 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石,中国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起点
2022-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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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斯德哥尔摩举行首届人类环境会议以来,50年间世界各国在可持续发展进程上的合作与讨论从未间断。2022年作为环境领域的“超级年”,联合国《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多个国际环境治理与谈判大会陆续召开。在此背景下,万科公益基金会与创绿研究院共同发起“中国社会组织共同参与推进全球生态环境治理”项目。

首场培训由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作为指导机构,并与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中华环保联合会、深圳市国际交流合作基金会、大道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4家支持单位合作。项目的首期培训会将于2022年6月10日(周五)北京时间14:00-17:30以线上的形式召开。培训会将以“斯德哥尔摩+50”会议和世界环境日为契机,回顾与梳理全球可持续发展与环境治理进程,讨论中国参与国际治理的角色,并邀请国内外各类社会组织分享参与经验。

配合本次培训,我们准备了一份速读文件《如何理解国际环境治理进程——在斯德哥尔摩+50回望可持续发展基础》,从社会组织参与可持续发展与环境相关国际进程的基础开始。这份速读文件旨在抛砖引玉,为参与项目的伙伴快速了解国际环境治理提供一些基本的背景和原理,从六个主题出发: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到生态文明;国际环境法和国际环境制度;全球公域、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和人类共同关切事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国际环境法中的风险预防原则;从千年发展目标到可持续发展目标,回顾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以来50年全球环境发展合作进程与成果。点击这里可获取速读文件

培训前阅读效果更佳哦~

新华社现场云直播通道:

https://xcyh5.xinhuaxmt.com/newh5/#/report-list?liveId=1654584321579778

直播二维码:



1972年6月5日—16日为了商讨如何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应对相关挑战,在联合国的主持下,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作为首个关于环境议题的重大会议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在主办国瑞典的号召下,除发达国家之外,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首届大会,形成了以《斯德哥尔摩宣言》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为代表的多个影响深远的成果,72年的大会同时也是中国将环境问题提上日程的起点,50年内中国不断积极改善国内环境,并推动国际交流。

为何在斯德哥尔摩? 

1972年正值冷战时期,两大阵营在一系列政治问题上争锋相对,而瑞典作为中立国和冷战时地缘政治的边缘国家,成为连接分裂的东西方的桥梁。本身由于地理位置导致的环境的脆弱性,瑞典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和敏感度便早于世界[1] ,因此及其他支持国家选择环境问题作为会议主题,让环境污染这一全球性的跨界问题成为全球合作的契机,从而连接因冷战而分裂的世界。

同时,除了东西方在意识形态上的争议之外,当时南北经济发展的差异也导致发展中与发达国家之间对目前的优先议题产生了分歧。刚刚从战争和殖民恢复过来的发展中国家认为当务之急是解决国内的贫困、饥饿等生存问题,而并不是环境污染问题,并且发展中国家认为环境问题都是由工业化国家(当时多数是发达国家)造成的,不应当成为抑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借口。[2] 

即使当时发展中国家并不完全认可开展这次人类环境大会的必要性,但是为了防止环境议程完全由发达国家主导,同时在《福内报告》[3] 发布之后,发展中国家意识到环境与发展息息相关,并且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环境问题比发达国家更甚——将会威胁到生活本身,而非仅仅影响生活质量,最终包括许多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113个国家代表团参与了这次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71年恢复合法席位,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会议便成为中国重返联合国之后参与的首个全球性会议。中国代表团表现出学习当时先进经验的姿态,同时意识到了环境污染问题是一个需要跨领域合作解决的问题,因此派出了一个包括卫生部、燃化部、工业水利部门等的综合团队参会。会上,中国代表团在认可环境问题的同时表明了对国家主权原则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权利的坚持,分析了当时产生环境污染的社会根源,坚定维护了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4] 

取得哪些成果? 

各国通过了《斯德哥尔摩宣言》(简称《宣言》)和《行动计划》,提出了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的原则,以及采取国际环境行动的建议。《宣言》的26项原则中回应了发展中国家关注的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提出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要通过发展解决,实现社会、环境污染等问题的协同解决。同时《宣言》强调了在环境治理中发达国家应该给予发展中国家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援助,维持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继续推进。[5]  

除此之外,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也在人类环境大会之后应运而生。与多数国际组织的下属机构不同,UNEP的理事会多数为发展中国家,西欧及其他国家和亚非拉、东欧国家的席位比为13:45,大比例席位将会帮助发展中国家在机构议程中获得更多的优势地位。同时,UNEP总部设置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是联合国系统内仅有的两个将总部设在发展中国家的机构之一,这也体现了UNEP工作中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视程度。UNEP成立之初,中国就在内罗毕设立了常驻代表处[6] ,以保证中国在国际环境治理问题方面的高效沟通。2003年,UNEP驻华代表处在北京成立,也是UNEP在全球设立的第一个国别办公室。


斯德哥尔摩大会宣传画报 | Kabeer Kalwani


1972年的人类环境会议是联合国历史上首次召开的关于环境问题的专门会议,在“只有一个地球”的呼声中,环境问题开始登上国际舞台中央。自此以后,环境问题仍然不仅作为一个全球共同面对的议题,还是沟通国际关系紧张的各国的桥梁和缓和关系的抓手,例如1979年在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主持下通过的《远程越界空气污染公约(Convention on Long-Range Transboundary Air Pollution)》,解决酸雨以及东西欧之间其他污染问题的同时也为当时美苏两国拓展政治合作提供了机会。

1972年人类环境大会不仅是国际环境治理的开端,也是可持续发展领域奠基性质的一次会议,会上提出的“为了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的利益”原则便是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重要源泉。同时,所有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都与环境有一定的关系,直接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目标6(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目标7(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目标11(可持续城市和社区)、目标12(负责任消费和生产)、目标13(气候行动)、目标14(水下生物)和目标15(陆地生物)。[7] 

此外,1972年人类环境大会也是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开端,自此以后,非政府组织成为各环境大会上推进日程的积极力量。全球环境治理中的主权国家和企业等行为体往往陷入集体行动困境而不能积极推动其进程,而环境类非政府组织由于其身份的灵活性以及信息和传播渠道的多样性,便可以充当全球环境治理及其规章、行动框架制定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共同的推动者。例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COP21上协商和制定《巴黎协定》的过程中,非政府组织就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们通过科学知识和研究发现将全球环境治理问题去政治化,通过与政府交换信息和观点获得其对气候变化应对的支持,为各国对国家自主贡献达成一致做出了重要贡献。非政府组织在全球环境治理中连接政府、企业和公众的桥梁作用一直延续至今。2021年9月27日-28日,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BD COP15)非政府组织平行论坛在云南昆明召开,响应了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核心关切。

中国参与国际环境治理的起点!

对于中国来说,1972年人类环境大会也是中国将环境问题提上日程的起点,1973年8月,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召开,首次承认当时中国确实存在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标志着环境保护在中国开始列入各级政府的职能范围, “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32字环境保护工作方针,同时会后国内各级政府都成立了环境保护机构,逐渐开启对环境污染的初步治理。[8] 在1992年,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CCICED)成立,作为中国政府批准的非营利、国际性高层政策咨询机构,推进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进程,同时为国内外在环境和发展的领域提供了交流和借鉴的平台和桥梁。


1972年6月,代表们聚集在斯德哥尔摩,参加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开幕式 | Yutaka Nagata/ United Nations


72年人类环境大会也为中国开环境问题的国际合作之先河,其中包括与UNEP的紧密合作。起初UNEP与中国的合作主要包括支持、协助中国学习国际先进环保理念和实践,提高环保意识,推动环境教育和能力建设、协助推动环保政策和法规的制定。[9] 在之后的50年里,中国在人类环境保护历程中逐渐从一个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参与区域和全球环境合作和治理机制的重要引领者。《保护臭氧层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全球主要环境公约中都有中国参加和积极履行义务的身影,同时中国还通过“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为UNEP在非洲国家的环境工作给予了支持,并且与53个非洲国家在中非合作框架下成立中非环境合作中心,以促进非洲环境保护能力发展、技术支持、环境政策对话和资金筹集的平台,将“一带一路”倡议与非盟《2063议程》对接,促进非洲国家绿色发展,推动全球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10] 

在推进全球环境治理日程方面,中国表现出了对多边主义和UNEP的大力支持,先后于1993年、2002年和2019年举办了三次“世界环境日”的全球纪念主场活动,举办了《保护臭氧层公约》缔约方大会、《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3次缔约方大会、《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等国际性的环境领域的大型活动。中国通过几十年在环保和经济增长协同方面的努力,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国际经验的接收者逐渐成长为可以与发展中国家甚至是全球分享可持续发展经验的国家,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方各面和全过程。

2022年2月,联合国环境大会特别会议在环境署总部肯尼亚内罗毕召开,纪念环境署成立50周年,以“加强联合国环境署,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环境层面的目标”为主题。在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共识基础上,国际社会不断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各项议程,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等理念和战略政策在世界各国生根发芽,牢牢扎根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理念的核心当中。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将有助于补充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的巨大资金缺口,也提供了绿色行动的重要空间,联合国在各国的国家工作团队随时准备支持相关成员国提出的进行能力建设和治理建设的需求。

中国在国内积极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SDG)进程,于2016年出台了落实2030议程的国别方案[11] ,将SDGs与本国规划和政策进行了校准和结合,“建立了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部际协调机制,43家政府部门将各司其职,保障各项工作顺利推进”。2017年,中国成立了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旨在统筹、协调、合作和交流国内外发展研究资源。2018年,太原市、桂林市、深圳市获准成为首批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并循序渐进将可持续发展工作向全国推广。[12] 同时在SDG监测与评估技术方面积极创新,由中国科学院组织,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和中国科学院先导科技专项“地球大数据科学工程”共同撰写的年度《地球大数据支撑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目前已经是第三年,针对零饥饿、清洁饮水与卫生设施、可持续城市和社区、气候行动、水下生物和陆地生物共六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18个具体目标,首次开展了基于地球大数据的中国尺度6个 SDGs进展评估。[13] 

结语和期待

1972年人类环境大会是世界共同关注环境议题的开端,也是中国将环境问题提上国内日程、加入国际交流的开端。50年来,中国从国际经验的学习者逐渐通过对国内可持续发展的摸索,成长为分享自身经验的全球环境治理的主动参与者和引领者。中国通过与联合国各机构合作促进自身国内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同时将SDGs与内政外交政策方向融合,为发展中国家乃至全世界提供技术、资金和经验支持,帮助推进全球环境治理进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题图:Stockholm+50

本文得到实习生李新玥的支持


参考文献

[1]  中外对话, 1972:回溯新中国环境保护旅程的起点

[2]  中外对话, 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全球环境政治之滥觞

[3]  The Founex Report

[4]  中国环境报, 2015. 重读《人类环境宣言》:建构中国环境话语体系的可贵努力

[5]  当代世界, 2010. 论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对中国环境治理的影响

[6]  人民日报, 2021. 引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观点)

[7]  联合国, 会议 |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8]  生态环境部, 2018. 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

[9]  联合国, 2019. 【联合国在华四十周年系列专题报道】共筑中国绿水青山——专访环境署驻华代表涂瑞和

[10]  联合国, 2018. 中非环境合作中心临时秘书处揭牌成立

[11]  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

[12]  人民日报, 2018. 首批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启动

[13]  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 中国科学院先导科技专项“地球大数据科学工程”, 2021. 《地球大数据支撑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2021)》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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